证监会主席刘士余:“临危受命”的资深银行家
证监会主席刘士余:“临危受命”的资深银行家
来源: 秦朔朋友圈 发布时间: 2017-08-11 12:54

不少人认为,刘士余可能是接替周小川的央行行长的人选之一。他从1996年调入央行,直至2014年主政中国农业银行,18年一直在央行工作。

本文发表于微信公众号:秦朔朋友圈(ID:qspyq2015)

经历了股市巨震、千股停牌、两次熔断,多次身陷“去职”传闻的前任证监会主席肖钢,在2016年2月20日早上与刘士余完成了握手交接。刘士余成为第八任中国证监会主席,迄今一年有半。

刘士余属牛。当他受命于危难之时,段子手们纷纷发挥才华,按其名字的谐音,期待股市下一场“牛市雨”。但上任伊始,刘士余刮的则是监管风,他明确“全面监管、依法监管、从严监管”的监管理念。尤其去年12月3日脱稿演讲,猛烈抨击险资举牌上市公司是“妖精、害人精,野蛮人”,一语惊人。此后,他又在多个公开场合,以迥异于四平八稳的官场语调的凌厉话锋,抨击忽悠式重组、高送转与大股东减持等市场乱象。

今年4月当大盘下跌,刘士余被骂无数,有经济学家也在网上叫阵。近期大盘创出去年1月之后的新高,则无人为他喝彩。想来,任何一个证监会主席都是坐在指数和舆论的“火山口”上。

值得注意的是,不少人认为,刘士余可能是接替周小川的央行行长的人选之一。他从1996年调入央行,直至2014年主政中国农业银行,18年一直在央行工作。

“我关注农行股价,

我要对我的股东有回报啊”

刘士余1961年11月出生,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,还攻读过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工程专业研究生。1987年至1996年,他先后在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、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、中国建设银行工作。

1996年,刘士余调入央行,从银行司助理巡视员、副司长到银行监管二司副司长、司长,到办公厅主任、党委办公室主任,2004年7月进入党委班子,任党委委员、行长助理,2006年6月升任副行长。在央行期间,他经历了央行分拆、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重组上市、处理多家问题金融机构等重要事件,还分管过金融稳定局、金融市场司、条法司、支付司等多个核心部门。

刘士余和周小川有着长期的工作关系。周小川曾兼任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,刘士余担任副主任,一起经历过国有商业银行改革、重组和上市的全过程。有媒体引述相关人士的话,说刘士余在担任央行副行长期间善于平衡和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,对外协调央行和其他部委的关系,对内协调各司局的摩擦,“情商比较高”。

2014年10月,刘士余任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,同年12月任农行董事长。从农行到证监会,中间不到一年半。而农行内部人士对刘士余的评价是:低调、务实,属于实干派。一些业务部门领导认为刘士余很有担当,分行层面的人士则对媒体表示,虽然接触机会不多,但感到他很能为下面人着想。

一位农行内部员工回忆称,刘士余很有正义感,“嫉恶如仇”。2016年1月底,当农行北京分行爆发票据风险时,刘士余震怒,要求严查十家省分行,一旦发现违法违规现象将从严、从重、从快处罚。2015年股市大跌时,刘士余也很焦虑,他后来说:“我关注农行股价,我要对我的股东有回报啊。”他比喻说,股指下行对当时金融市场的影响,就好比一辆油罐车在下坡路上刹车失灵,轻则车毁人亡,重则引发火灾、伤及无辜,引发多重风险。

刘士余在央行曾分管支付司,所以被媒体称为中国互联网金融的“大家长”,对互联网金融有较深研究。2013年起,条法司负责牵头起草《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》。2014年2月,刘士余撰文阐述他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看法,他说,机构法律定位不明,可能“越界”触碰法律“底线”:一个是不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,另一个是不能非法集资。现有法律规则还没有对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属性作出明确定位,互联网企业尤其P2P网络借贷平台的业务活动,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或规章对业务进行有效的规范,“谬误与真理只有一步之遥。我们支持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发展,但是不允许碰触这两个底线”。

纵观近年来的P2P行业,无论是e租宝、金赛银、MMM等平台引发的互联网金融地震,还是近日鑫琦资产嚣张跑路的“奇葩”事,刘士余两年前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警示,应该说有先见之明。

历史上留下“刘监管”的印记?

刘士余入主证监会时,市场笼罩在千股跌停、两次“熔断”的阴霾中,更重要的是,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的改革前路漫漫。

其实,1992年证监会诞生后,历任主席都坐在“火药桶”上,头顶高悬着大盘指数这一“达摩克利斯之剑”。据统计,除来自农行的尚福林创造了近9年的任职记录外,其他主席任期均未超过三年。除了证监会设立初期的刘鸿儒、周道炯和周正庆三位主席外,证监会后五任主席均从四大国有银行调任。

刘士余履新证监会后,专门了解和分析了之前的市场巨震:2014年7月前,股市经历7年熊市,接着是恢复性回升,后来出现过快、过高增长,紧接着又出现过快、过急下跌,“俗话说‘山有多高,谷有多深’,泡沫怎么吹起来的,总得挤出去。”他认为股市异常波动原因是多方面的,必须深刻吸取教训,举一反三,深化改革。

2016年全国两会,刘士余首次公开亮相回答记者提问。他说注册制是必须搞的,但不能单兵突进,未来几年不具备推出熔断条件,他还说:“我长期从事民生金融工作,深知老百姓挣钱不容易,投资股市如果赔了,我也会很心疼。”

虽然努力和老百姓贴近,但当指数不达股民预期时,证监会主席就会平添压力。2016年9月,复旦大学教授谢百三两次公开“炮轰”刘士余搞资本市场扶贫意见,令上证综指几次跌破3000点,言辞十分激烈,甚至说出了“你表面温文尔雅,实际带有私心,迎合上边意见,希望上边关注和高兴”的话。10月12日,谢百三不幸病逝,刘士余通过新浪财经迅速发出悼文,在表示沉痛和哀悼之余,他说,“我刚到证监会时,接到了谢教授给我的公开信。谢教授对证监会的政策始终十分关心,曾多次表现出率真的批评。‘百家争鸣’永远是科学发展与政策完善的不竭动力。逝者如斯,谢教授的那份率真,对我来讲显得弥足珍贵!”这份悼文,为刘士余加分不少。

今年五六月间,经济学家韩志国在微博上不断抨击刘士余,刘士余则邀请他前往证监会交流,这一次的“炮轰”中,舆论不再像谢百三那一次“一边倒”,很多人认为韩志国是“碰瓷”,道理并不充分。

回看刘士余在证监会的一年半工作,其监管理念是一以贯之的。如同他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大会上所说的,一是牢牢把握任何时候都坚持依法从严全面监管理念,绝不手软;二是坚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基本底线;三是始终坚持把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放在突出性地位,尤其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;四是坚持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的方向;五是任何时候都要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,坚决纠正脱实向虚、自娱自乐。他对会员们说:“我快乐着你们的快乐,也悲伤着你们的错误。”

不知道刘士余会不会在历史上留下“刘监管”的印记。2016年,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数量和罚没金额创历史新高,2017年第一季度行政处罚罚没款金额又超过2016年全年。他每一次放狠话,都让相关概念股一泻千里。例如痛批个别险资后的第一个交易日,“险资举牌”概念股应声下滑,数百只股票跌停;今年4月8日放话,有的上市公司上市后大幅减持,空仓走人,有的上市公司用高送转来助长股价投机,“吃相很难看”,要“秋天算账”。4月10日,高送转概念股大面积跌停,多家公司纷纷公告缩减高送转比例。同日刘士余还表示,“一些‘忽悠式’‘跟风式’重组已成市场顽疾”,这也是当时监管重点关注的对象。前发审委员冯小树被罚没近5亿元,和他连带的数家上市公司董事长也被调查,显示出监管层清理门户、既往要咎的决心。

今年上半年是证监会出台政策制度最多、最密集的一年。力度最猛、最得罪人的无疑是减持新规。5月27日,证监会发布《上市公司股东、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》,上交所及深交所也发布了实施细则,进一步规范覆盖对象,减持方式、减持数量、减持频率及信披等。这对那些在Pre-IPO阶段就已潜伏好的各路利益相关者无疑是“晴天霹雳”。

在严厉监管和挤泡沫政策下,今年4月以来,A股中小盘跌跌不休,创业板屡创新低,“一九行情”让大多数投资者叫苦连天,于是越来越多的矛头又指向了刘士余,指责其滥发新股让市场下跌,在股东减持方面监管不力,导致投资者损失惨重。6月2日晚间,证监会宣布IPO企业家数降至4家,合计募集资金15亿元,为年内最低点。此后新股发行并未停止,但力度有所调整,这也反映出证监会政策执行中的一定弹性。

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是大势所趋

未来,不论刘士余是坚守证监会还是如传闻中那样赴任央行,中国资本市场走向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已是大势所趋。A股已经被成功纳入MSCI这一国际指数,规范停牌制度、IPO正常化、强化互联互通等开放机制都是不可逆的趋势。

眼下,股票市场的两大制度难题是上市和退市。由于《证券法》修法迟迟没有完成,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似乎处于搁置状态。但从上半年以来的监管动作看,注册制改革实施的条件正在不断完备。

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和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曾表示,IPO改革一定可以推行,而核心则在于信息披露。就注册制和当前核准制的差别来看,“核准制下,如果总共是10分的责任,那么上市公司5分,中间机构3分,发行批准机构(证监会发审委)2分;变成注册制后,证监会的责任就是0了,中间机构可能要承担45%的责任,发行者则要承担55%的责任。”吴晓求称,核准制下的权责是不匹配的,比如IPO,发行审核委员会有7个人投票,7个人投赞成票,公司就可以上市,但那个票是永远封存的,如果事后发现存在虚假上市的现象也无从追责,而在注册制下,上市企业虚假上市,发行者和中间机构就要承担无限责任。“我们本来以为注册制下,发行责任变得轻松了,其实是发行责任更大了,这样才能营造一个自律的市场,这是一种进步。”

股民对于注册制可谓“又爱又怕”,“爱”是因为注册制将解决IPO“堰塞湖”现象,但也始终有人担心,这可能使得鱼龙混杂的企业纷纷上市,同时可能会冲击市场流动性。

其实,很多公司在核准制下能发行,到推行注册制、有市场进行选择的时候根本发不出去。例如,投行去路演,投资方可能对这个公司根本没兴趣。但在现在的核准制下,排队可能就要两年,只要一批准,市场觉得有了证监会发审委的背书,所以100%可以成功发行。

如果在上市和退市方面,中国股市能够实现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的改革与转型,中国资本市场才会步入成熟期,否则,依然是“新兴加转轨”的市场。在这方面,刘士余明确了方向,迈出了前几步,能不能继续走好,人们拭目以待。

今年3月,刘士余在“2017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”演讲时说,防控风险是金融业永恒的主题,也是不断动态变化的难题。他说自己最近看了《美丽的泡沫》一书,“当资本市场泡沫快速形成甚至不断放大时,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信号的反应会变得迟钝,甚至是逆反映。就像‘黑洞’完全或者部分吸收了太阳的光线,此时资本市场的泡沫可能达到了顶点,情况非常可怕。”

“2003年修订《人民银行法》时,赋予了央行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、维护金融稳定’的法定职能。我在央行期间为这一神圣职能工作了10多年。历史上,央行主导的设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、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、证券公司风险处置与重组,以及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期间的多部门联手应对,都彰显了央行的前瞻性和系统性。”刘士余的这段话说明,无论他未来走向哪里,在央行锻造的思维方式,将长久地引导他前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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